龚强:金融科技背景下,对监管与创新的再思考

来源:财经网 2019/07/26
分享到:
导语

我们亟需重新思考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构建适应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制度。

金融科技已成为未来各国金融竞争的重要领域,然而频繁的“爆雷”等风险事件却使我国金融创新发展不断遇冷,金融科技监管不断趋严,因此如何重新定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在保护创新发展的同时又能有效规避重大的系统性风险是未来发展金融创新,铸就金融科技重要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回顾历史,科技进步与监管结构始终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科技进步主要包含计算机、网络通讯等技术的发展,监管结构主要包含监管体制、监管强度、监管目标等,并与金融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例如,自动取款机(ATM)的出现便是技术进步与监管结构变化的共同产物。一方面,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技术的发展为ATM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长期在“管制型监管”的严格监管下发展受限,于是,为了规避美国联邦政府《麦克法登法案》中禁止商业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ATM作为一种金融技术创新产品应运而生。1972年,IBM 所开发的ATM新系统令银行卡真正能够“联网”,使用新系统以后,ATM 能够与银行实时通讯,账户同步变动,解决了商业银行不能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

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监管套利型金融创新应运而生。监管套利型创新是指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全性,相关金融机构利用监管空白进行套利创新从而降低成本并提高收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一大批以押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互换(CDS)为代表的资产证券化金融工具衍生品创新。这些衍生工具利用监管制度的不一致性,将不同评级(不同风险)的资产通过二次打包的方式进行证券化,通过包装让金融机构难以评级或者评级虚高。当这些自身风险难测的金融创新产品在金融市场泛滥,其所引发的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危机。此类监管套利型金融创新是市场的“毒瘤”,放任其发展将会严重损害金融市场的健康秩序与平稳运行。

长此以往,我们发现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经常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循环困局。当监管环境趋严时,企业无法达到生产的最优状态,便催生了各类金融创新,监管机构考虑到市场的活力与社会福利将会放松监管,部分企业达到最优状态,但同时会有部分企业通过“钻空子”进行监管套利,绕开监管获得额外利润;如此一来,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叠加,最终爆发导致金融危机,于是监管机构将重新进行严监管,出清劣质企业,但与此同时优质企业的最优状态也遭到扭曲,这种循环会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而越演愈烈,频次增高,速度变快,破坏性增强,从而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状态。即“严格监管→创新企业非最优状态→放松监管→创新企业达到最优状态→金融创新泛滥、监管套利→风险积聚,危机爆发→重新管制→淘汰监管套利者→创新企业非最优状态→放松监管……”

与过去相同的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与激励创新的监管环境共同推动了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而为避免出现相同的监管困境,我们亟需重新思考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构建适应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制度。

首先,科技的发展使监管科技(Regtech)重塑传统监管体系成为可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建立穿透式信息集,从而确保交易信息的实时性和可追溯性,构建智能风控体系。例如:得益于数字支付、电子商务网络提供海量、多样化的数据集,大数据技术不断从快速更新的、多样化维度、规模庞大的数据集中挖掘潜在价值,依托微信社交大数据的微众银行“微粒贷”产品便是大数据信贷审批与风控的重要应用。“微粒贷”利用海量的社交数据完成信用白名单的筛选和评级,有效降低了产品风险。除此之外,招商银行自建“招银云创”通过反欺诈和风险监测环节实现智能风控并成为重要的监管科技技术输出平台。具体地,反欺诈环节主要应用人脸识别、虹膜识别、声纹识别、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对用户身份和交易风险进行识别,风险检测环节主要通过前馈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学习方法对客户的多维信息中的风险因子进行提取,对指标异常的客户及时发出警报。凭借其强大的智能风控技术,“招银云创”将金融IT解决方案输出给银行、证券消费金融等金融行业。目前已与16家公司合作,技术成功赋能8家银行。

其次,监管沙盒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和对高风险创新项目的包容度已成为未来金融监管助力创新的发展趋势。尽管监管科技为重塑金融监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然而如何有效应用监管科技,打破数据孤岛,同时避免信息安全等潜在隐忧成为监管科技落地实践的核心。监管沙盒的“安全创新空间”为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方面,监管沙盒是对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突破,有利于缓解原有监管方式的滞后性,实现金融监管结构升级。监管沙盒为金融创新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具有一定的监管豁免),监管机构在试验过程中进行实时动态的反馈式监管,试验结束后,被监管机构认定为具有积极作用的金融创新企业得以授权,进而在市场范围内落地推广。沙盒模式的实时性与动态调整有利于缓解传统自上而下监管结构的滞后型,同时监管者与创新企业在沙盒中共同互动所形成的监管有利于提高监管的精准程度,避免“钟摆式”监管,形成更符合市场规律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监管沙盒通过打通宏观层面的监管主体与金融服务提供者的逐层关系,能够更好的洞察诚信创新的行为,从而保护真正的创新活动。尽管科技进步带来了众多金融创新,例如电子支付、互联网保险等,但同时技术进步降低了败德创新企业的监管套利成本,致使市场不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例如:2019年“3.15”晚会所报道的“714高炮”短期高利的现金贷事件,7000元借款在3个月后变成50万债务,以及利用ICO和数字货币开展非法交易等,有研究指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比特币用户参与了非法活动。因此如何更好的筛选优质创新企业,帮助市场选优逐劣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尤为关键。而沙盒恰好通过构建风险隔离的“安全空间”,不仅能够通过事前约定退出机制确保消费者不会因企业未通过沙盒测试而受损,防范大规模风险传染,而且能够通过个别指导、豁免等服务缩短经过授权批准的企业创新项目的上市成本和时间,并通过沙盒增信缓解创新企业的融资成本,激励真正的创新发展。

最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沙盒,构建“中国版的监管沙盒”将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核心竞争力。2019年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第四届全球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提到未来将会协同各部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十省市开展“中国版监管沙盒”的试点工作。在借助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优化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要加强关键信息技术的应用管理和金融信息的安全保护,利用监管沙盒试点完成金融科技应用迭代发展、试错的过程,并通过事前的风险补偿和退出机制尽可能的实现创新发展与消费者保护的双重目标。

【作者简介】龚强,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经济与战略博士,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学,互联网经济与金融科技创新,机制设计理论,产业组织与市场理论。

编辑: 奚习习
分享到:

相关新闻